中新浙江网2月25日电 “大家都知道，野生老虎很厉害，可是越来越少；鸡鸭并无厉害之处，但鸡鸭的数量却越来越多。为什么？因为野生老虎是无主的财产，谁先把它放倒就是谁的。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，老虎的生存当然越来越艰难；而家禽之所以越来越多，关键在一个‘家’字，证明它是有主的，别人养的鸡鸭，你不经过他同意，你就不能下手，它有一套社会道德、保护体系存在着，它的环境则更加规范而有利。”
“同样，企业的发展也是如此，如果企业得不到国家制度的保护，没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，它就难生存下来，就会变得越来越少；反之，企业就能蓬勃发展。”在浙江万泰/知识经济俱乐部日前举办的一次论坛上，北大教授周其仁给在座的数百位浙江企业家上了一课，主题为企业的制度环境。
“游戏规则”制约人的行为
有一对非常有意思的数据：目前，全球的野生老虎不到7500只；而在禽流感时期，全球捕杀的鸡有100亿只，其中80%都养在亚洲，而亚洲的80%养在中国。问题提出来了，打猎是人们从事的生产活动，养殖也是人们从事的生产活动。都是劳动，结果为什么截然不同？厉害的老虎越来越少，而弱小的鸡却越来越多。这就是猎虎与养鸡的悖论。
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在哪里？是“游戏规则”不同。在不同的制度里，人们从事活动所得到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。制度跟每个人都有关系，你可以叫它游戏规则，也可以叫行为规则。为什么野生动物你拿起枪就可以把它放倒，为什么邻居的鸡你就不能拿起枪把它放倒。“游戏规则”制约着人的行为。
根据古典经济学，你要得到财富，必须付出东西，比如说劳动力。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科斯认为：在现代社会，“游戏规则”对人的行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，它会把人的注意力、能量往某个方向引导，最终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。
在计划经济那会儿，人们就是有力也使不出来。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那时候农民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，种的是公家地，另外农民还有自己的田地，叫自留地。对于同样的两块地，农民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。在公家地里，他就给你磨洋工，这样的对付方法可多了，在北大荒就有农民练就了冬天怎样在地里睡觉不感冒，怎样不让队长看见又能够尽量多休息的绝活，把节省下来的力气用到自家的那块自留地上，让它一根杂草都没有。
除了不鼓励个人生产，那会儿还不鼓励交易。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卖出去，否则就被视为“投机倒把”，要受到严厉批判和处分的。这样，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生产行为。那时候雇7个人叫小业主，雇8个人就叫资本家。在那个年代，这种评价影响的不是一代人，还要影响子女。为什么雇7个人就是小业主，雇8个人就叫资本家呢？可能很少有人知道。因为马克思在写《资本论》的时候，举了一个例子说，在界定资本家的时候，可以以其生产规模来作为一个参考，例如雇7个人就是小业主，雇8个人就叫资本家。但实际上，马克思并不真正把这个作为界定资本家的标准。
